楚辞的代表作家除了屈原还有宋玉、贾谊、淮南小山、严忌、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
资料拓展影响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如前所述，楚地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我们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现存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还有刘向《说苑》所载《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舟子的唱辞：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代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①（《汉书·艺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就是“吟”。（所谓的“吟”，就是介乎于“读”和“唱”之间的一种形式，是以一种较为简单的调子来吟完整篇文章。）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除了楚地歌谣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如春秋以后，楚国贵族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这成为他们的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他们“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这一节论述，正确地指出了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