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河
年是我国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起点，也是中国实施“十四五”规划及年愿景目标纲要的开局之年。这一年，中国经济展现出不一样的发展特点，也面临着新的发展问题，需要采取相应的宏观政策。
年经济运行特点
笔者认为，年中国经济发展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一批重大改革和稳增长的宏观政策措施先后密集出台，为中国经济稳定恢复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财政政策方面，今年中央财政直达基层资金有效分配使用，有序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1—9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亿元。其中，发行一般债券亿元，发行专项债券亿元。这些政策充分发挥了惠企利民作用。同时，国家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扩大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范围等得到及时落实，为企业减税降费。在货币金融政策方面，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继续实施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推动金融机构减费让利惠企利民，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在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方面，启动商品市场优化升级专项行动；加大补短板投资力度，推进“两新一重”项目建设，实施“十四五”规划确定的项重大工程。在改革开放方面，深入推进一系列重点领域改革和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工作部署。另外，在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城镇化、民生福祉、生态环境等方面也推出了一批改革和政策措施，这些对年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二是经济总量规模稳定持续扩大，人均GDP水平继续向高收入国家门槛靠近。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长9.8%，全年经济增长预计增长8%以上，高于年初的预期目标，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同年相比，两年平均增长5.1%以上。考虑到价格因素，今年我国GDP总量将超过万亿元，如果人口增长速度保持在去年的水平，人均GDP将增加到元，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因素，年我国人均GDP将会达到美元，距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只有半步之遥。
三是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是年一大亮点。年，党中央国务院格外重视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落实一批科技前沿领域攻关工程，部署一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改革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方式，实行“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取得了一批重大创新成果，比如“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天舟二号”货运飞船、“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并完成对接，首座米水深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深海一号”正式投产，“海牛Ⅱ号”刷新深海海底钻机钻探深度世界纪录，上海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成功获得首批试验数据，自主第三代核电机组“华龙一号”投入商业运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阶段性成效。重大科技任务加快推进，首批国家实验室挂牌，全面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强化。
四是经济增长中结构在不断优化，新动能不断叠加形成。年，经济结构加快调整是一大亮点。从需求看，在三大需求中，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4.8%，拉动GDP增长6.3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5.6%，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9.5%，拉动GDP增长1.9个百分点。具体分析，1-10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1%，其中在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23.5%，在高技术制造业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9.9%、28.2%；高技术服务业中，电子商务服务业、检验检测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9.8%、15.4%。社会领域投资中，卫生投资、教育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9%、10.1%。再看消费，前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4.9%，其中全国商品网上销售快，化妆品类、通讯器材类、家电类销售增长有所加快。最后看外需，前9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22.2%，在地区贸易结构中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继续下降，对东盟的贸易额所占比重继续上升。
从供给看，在产业结构中，制造业占比提高，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服务业贡献率提升。1—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9%，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15.1%。7月份国务院颁布了“互联网+”行动计划，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等不断产生，增长新动能加快形成。
五是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有增长，民生福祉有改善。年，城镇新增就业全年超额完成0万就业目标任务已成定局，同时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也实现了增长，外出务工规模基本恢复到疫情前同期水平。随着就业稳定恢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有了新的增长。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9.7%，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同比实际增长8.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同比实际增长11.2%。从相对差距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1:2.62，比去年同期（1:2.67）有所缩小。城乡居民相对差距缩小有利于我国推进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
在新的发展阶段，按照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主要矛盾是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结构性矛盾突出。当前我国有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在需求结构中，内需动力仍然不足，投资消费出现双双下降，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构成挑战。年第一季度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不断下降，从第一季度增长率25.6%，下降到10月份的4.9%，固定资产投资从1—2月份的35%下降到1—10月份的6.1%。外需也从高位不断下降，年1—3月出口增长38.7%，1—10月出口22.6%，11月出口16.6%，这意味着我国需求结构中，三大需求都在收缩，内需收缩更快。如果三大需求继续下降，下一步我国经济增长可能会跌破潜在增长力曲线。
二是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过大，不利于扩大内需全面促进消费。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纯收入相对差距从1∶3.1下降到年的1∶2.56。但是，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额从元增加到元。年前三季度，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扩大到元，而年前三季度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为元，扩大了元。相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要明显高于城镇居民。显然，绝对差距扩大，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也不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
三是新动能成长还无法满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众所周知，我国依靠改革开放使制造业实现了由小到大，形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制造业规模，但是供给体系与需求结构严重缺乏适配性。突出表现在，中低端产能严重过剩，中高端产能供给明显不足。在中低端制造业领域，印度、越南、柬埔寨、印尼等国家正在以其自身比较优势在供应链上替代中国；在中高端制造业领域，美欧等发达国家正在以“断供”“断芯”方式，从重大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工业控制系统和关键基础材料上限制和遏制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关键问题是我国创新能力不足，无法满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利用体制优势，走了一条大规模复制创新的道路，将我国经济总量由小做大，但要从大变强，迈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仅仅依靠复制创新是无法实现目标的。当前，我国产业升级面临以下问题：部分重大技术装备质量性能差距明显，供给短板突出；核心基础零部件对外依赖严重，可控水平偏低；工业软件、控制系统等基础薄弱，发展严重受制于人；关键基础材料“卡脖子”日益凸显，安全可获性风险上升；质量基础设施建设长期落后，服务支撑能力不足。
另外，我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还面临着产业结构被高碳化锁定的风险。我国制造业本身就具有以消耗煤炭为主的高碳排放特征，而且，每当应对危机时，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和大规模发展低端制造业，又强化了这种产业特征。这与我们碳达峰目标和产业高端化目标相背离。
四是“四慌”（煤慌、电慌、芯片慌、柜慌）导致工业增速异常放缓。进入三季度以来工业增长不断下滑，7月份6.4%、8月份5.3%、9月份3.1%，10月份3.5%。在疫苗接种范围扩大和疫情放宽限制后，内外需在短时间内得到快速恢复，社会对能源需求加快增长，而煤炭、原油供给增长放缓，导致供求关系紧张。有些地区一刀切限电限产或运动式“减碳”，加剧了能源供求矛盾。另外，疫情导致世界市场关键产品供应链断裂，集装箱、芯片在短期内供给不足，严重影响了制造业的恢复性增长。
五是输入型与内生型通胀相叠加，对国内市场价格造成极大压力。PPI价格持续迅速上升，已沿着供应链向下游、向消费领域传导。企业成本增加，严重影响企业效益。居民生活费用也在上升，侵蚀百姓收入。到11月份，PPI上涨12.9%，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17.0%，涨幅回落0.9个百分点；40个工业行业大类中，价格上涨的有37个，比上月增加1个，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上涨88.8%；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上涨31.0%；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上涨26.5%。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68.5%；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上涨10.9%；纺织业上涨9.2%。
随着PPI的不断上涨，首先引起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11月份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9%，其中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上涨36.7%和40.6%。其次带动食品价格上涨。11月份食品价格上涨1.6%，鲜菜价格上涨30.6%，鸡蛋、淡水鱼和食用植物油价格分别上涨20.1%、18.0%和9.7%，CPI上涨2.3%，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还有，受PPI上涨影响，企业成本上升，效益下滑。第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3%，上半年66.9%，10月降低到24.6%。
宏观政策的几点思考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三大需求收缩、供给结构转型制约、社会预期偏弱的问题，外部环境也变得更加不确定性。因此，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仍然要体现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年要把防止经济过快回落作为宏观政策目标，把经济增长稳定在合理区间，目标定在5%—5.5%之间比较客观。重点要把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质量放在突出位置。从依靠扩大外需实现供求平衡转向双循环双平衡，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与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增长模式。要使供给结构更多地适应、引领、创造新需求。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笔者以为在现有宏观政策“积极+稳健”组合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可适当宽松一些，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保持中性偏松一些。将“宽和松”的部分主要用于支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形成方面，用于推进扩大内需战略方面。为此，要优化投资结构，公共投资要向补短板、强民生倾斜，向培育未来潜在增长力投资倾斜。可以发行一些专项债券，比如乡村振兴债券，中小企业扶持转型升级债券，改善低收入人群生活条件债券等。目的就是适当扩大政府债务，以替代和降低企业债务率。同时，发行债券用于扩大需求，特别是可以将储蓄转化为消费需求。
明年的财政、货币政策应更加突出支持消费。增加消费离不开增加居民收入，要把稳定和开拓城乡居民就业渠道、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放到宏观政策的重要位置，适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适度增加低收入人口转移性收入，同时，适度提高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加大对低收入人口基本医疗和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助力度。以此为契机，建议实施低收入人口收入十年倍增计划。实施低收入人口教育再培训工程、就业工程、住房保障工程等。
继续对企业实行制度性减税免费，以减轻企业负担。尽快落实自强自立的科技政策，发挥国家和企业两个积极性，培育市场创新主体，搞好关键核心技术公关。支持企业创新，进一步落实企业创新的税收加计扣除政策。
加快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紧紧围绕高端新材料、重大技术装备、智能制造与机器人技术、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北斗产业化应用、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高端医疗装备和创新药、农业机械装备等，大力发展新兴产业。要借鉴日本“母工厂”做法，支持重点产业链龙头企业在国内建造覆盖重点产业链和关键环节的“母工厂”，即使发生外迁，也要将重点产业链和基础能力保留在国内。实施培育“隐形冠军”企业计划，在重点产业链和关键环节打造一批专、精、高的中小型企业。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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