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计划2031年从火星采样返回,比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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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世纪,人类进行太空探测的主力军,可以说“风光”几乎全部被美国和前苏联所占据,随着前苏联的解体,虽然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苏联的“衣钵”,但在太空探测领域的进展,对美国的压力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全面压制下,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独立自主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突破,特别是嫦娥探月工程、火星天问一号探测工程、天宫空间站建造工程等,这些成就随便拿出一个,都能让世界刮目相看,而随着我国航天事业的崛起,美国在太空探测领域的“霸主”地位,已经出现了动摇。

近日,火星的天问一号火星轨道器和火星车任务的总设计师孙泽洲,在出席南京大学的相关研讨会时,提出了我国下一步深入开展火星探测的计划,即中国的目标,是在年底前再执行两次发射任务,并在年7月将火星样本带回地球。

孙泽洲的这次报告,对于国人来说,或许感觉不是很特别,因为我国每年都会发布航天白皮书,公布未来一段时间的重大航天任务,而且我们也都严格按照这些计划来执行,相当于我们对于这样的成绩和对未来的谋划,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对于美国NASA和欧洲航天局来说,孙泽洲的这个报告,无疑极大触动了他们的神经,为什么会这样呢?

熟悉美国火星探测计划的朋友,应该会比较在意他们准备从火星取土返回的时间。从目前情况看,这个返回的时间,已经比他们原来计划的时间——年7月,又推迟了两年。原本NASA和我国从火星取土返回时间几乎一致,可能就只有几天的时间差,火星距离地球那么远,单程就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差个几天应该没什么人会在意,也不会刻意去评判谁的技术先进。

但是,NASA现在面临的是到年才从火星上取土返回,两年的时间可就差太多了,这就相当于未来一段时期,火星探测的“至高点”以入“国际话语权”,可能拱手让给了中国,这无疑是NASA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即使预料到这种情况,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这几乎已经成为了事实。

之所以美国NASA从火星取土返回要推迟两年,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目前所执行的方案,受到安全和技术方面的限制,硬生生地被拆分成了两部分来执行,第一部分就是目前毅力号,即实施火星表面采样的火星车,现在毅力号已经采集了诸多火星表面的岩石、大气和气溶胶样本,但是采集的这些样本,并没有储存在火星车的内部,而是采集完之后在沿途“丢弃”了,毅力号要做的就是标记和发射回这些点位的坐标,等待火星探测第二阶段的到来。

NASA从火星取土返回的第二阶段,就是向火星再发射一个漫游车和上升飞行器,通过漫游车将之前毅力号采集的样本找回,并带到火星上升飞行器中,最终才能实现将样本返回的全程任务。

在执行上述任务时,NASA将与欧航局联合实施,具体来说就是采用欧洲制造的工具来抓取样品,并将它们放在美国制造的火星上升飞行器上,待上升飞行器将样本容器发射到火星轨道上后,再与欧洲制造的地球返回轨道器对接,这样才能实现带回地球的目标。出于质量方面的考虑,NASA围绕联合样本返回计划征求了公众意见,结果最终的时间就从年推迟到了年。

当然,NASA-ESA联合计划的时间推迟,也只是非常理想的情况,因为一方面他们的火星取样返回任务太过复杂,程序太过繁琐,一旦哪个环节出现问题,返回时间势必还得推迟。另一方面,ESA一直以来在执行太空探测上显得也不怎么“靠谱”,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自身的火星探测器ExoMars,已经从原来的年发射推迟到年,中间可以说是一推再推,即使到现在,发射时间也没有确定下来。所以,NASA和ESA的这个合作计划,能不能顺利按计划实施,都还是未知数。

我国的火星取土返回计划,相较于NASA-ESA的联合计划来说,显得更为简洁和高效。一方面,我国在执行天问一号火星探测计划时,就已经在火星轨道上部署了轨道器,预计在年就会执行“气动辅助变轨”操作,届时将降低运行轨道高度,为迎接上升器对接做好准备。

另一方面,我国未来将再次向火星发射一个专门采样的“机器人”,实施地表采样、钻孔和移动智能化操作,可以在一个小区域内高效地收集火星泥土和岩石。

除此之外,我国还拥有嫦娥探测器登月的成功经验,这是50多年来世界上再次从月球取土返回的壮举。怪不得近日美国宇航局在公开场合宣称,中国的探索可能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

当然,这是站在他们的利益角度出发的,并没有从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去考虑。火星探测只是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我们进行深空探测的一个新起点,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决心,去开创属于我们全人类的太空事业新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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