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航天报中国航天报
“红色地标航天印记”大型全媒体主题采访走进北京南苑
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从年到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历经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得日月换新天。
随后，17架飞机从北京南苑机场起飞，呼啸着飞过天安门广场。
广场上一片沸腾，金水桥前，南苑航空修理厂的职工格外振奋——这些飞机大部分是由他们亲手修好、喷刷一新的。
城楼上， 们望着一架架飞机，有感慨，更有更长远的谋虑——现在，我们只能修国外的飞机，自己连一架实用飞机还造不出来。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成就，不仅在于谋划，更在于行动。所思既往，所行必至。
航空修理厂的工人们不知道，几年后，他们将在南苑迎接并加入一支肩负特殊使命的队伍。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支队伍的名称将从国防部五院一分院逐步变为今天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院，但不论名称如何变化，“ ”的代号一直未变。他们让中国航天事业在这里发祥，彻底改变国家的命运。
高景一号卫星影像由中国四维提供
寻找中国航天的“延安”
01
上世纪50年代，一场 奠定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许多海外中华儿女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有了直观认识，“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
年，钱学森摆脱西方阻挠、回到祖国。他欣喜地看到，新中国在“一五”计划中已积累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于是建议将航天作为我国国防 科技事业优先发展的方向。党中央立即采纳了他的建议，作出了发展航天事业的战略决策。
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参加政协会议的全体人员时与钱学森亲切交谈。
本报资料图
年10月8日，我国 导弹、火箭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原北京空军医院成立。但显然医院这个“舞台”还不够大。聂荣臻、钱学森等老领导和老一辈航天人几经辗转，为航天事业选择了北京南苑作为我国航天事业 正式的研制基地。
南苑位于首都北京之南，地势平坦开阔，公路、铁路、机场俱备，南苑航空修理厂也在新中国成立后建成可维修、试制喷气式飞机的工厂——国营厂。这里不仅便于研制资源与产品的运输，还可基于当时现成的工业基础试制导弹、火箭，让设计与制造无缝衔接。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航天事业来说，南苑就好似延安对于走过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的意义，既是理想的根据地，又是胜利的出发点。
年，为了适应发展要求，国防部五院进行组织机构调整，筹备设立导弹、火箭总体研究院。当年11月16日，我国 导弹、火箭总体研究院——国防部五院一分院成立，负责导弹、火箭总体设计和弹体、发动机研制，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兼任一分院院长。半个月后，一分院迁往北京长辛店；第二年8月又迁往南苑，与随后划入一分院的国营厂“会师”。
搞航天，需要大规模的科研、技能与管理人才，仅有凤毛麟角的海归和本土科学家、工程师、老技师是远远不够的。
管理人才方面，原解放军总干部部政治干部任免部部长孔石泉曾说，当时调往国防部五院的主要军政干部，要从综合能力在全军同级别干部中排名前列的干部中挑选，仅一分院的主要领导中就有5位少将。他们与钱学森等科学家默契配合，将人民军队的优良品质注入航天人的血脉中，建立了高效有力的领导体系。
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共产党解放哪里，就把平民教育办到哪里。曾辍学务农的王永志、放牛娃龙乐豪、捡煤渣的孩子陈福田等不仅有学可上，还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他们最终进入一分院，在型号任务历练中逐步成长为专家、总师、院士。到航天事业创建时，我国已具备有一定规模的大中专毕业生队伍。
在党中央的关心和支持下，国防部五院等国防 科研机构不仅具有毕业生优先选择权，还可协调高校定向培养人才。
在国际上，通过灵活的政治斡旋，新中国争取到了苏联在国防 领域的援助。苏联专家来了，一批设备、产品来了；正在苏联学习航空专业的王永志等中国留学生也得以转入航天专业学习。
年，刘宝镛从北大毕业后进入一分院总体设计部工作。“当时，一分院刚迁到南苑，今天的科研区、万源路生活区那会儿不是农田就是森林，我们只能分散在厂办公。宿舍是机场旁的一排小平房，很潮湿，夏天蚊虫猖獗；冬天墙壁结冰，取暖用煤炉，生炉子弄得满屋子都是烟。但创业中的年轻人有说有笑，觉得很快活。”他说。
在数万基建大军的日夜奋战下，科研楼、生产试验厂房、宿舍楼等拔地而起，成为当时北京南城的新地标。航天人的生活条件也得到有力改善。年从北大毕业、分配到一分院的余梦伦回忆，在困难时期，外面的食品供应很紧张，但科研人员的食品供应要充足得多。聂荣臻元帅还曾在解放军中“募捐”，以便保证科研人员的营养。
即便有的设施设备还未建成、未到位，航天人也会因陋就简，寻找替代。当时参与仿制导弹的陈奇妙回忆，由于静力试验大厅还没建成，大家就用飞机旧机库开展导弹静力试验；厂房高度不够，就向下挖地数米；缺少试验设备，就用飞机上拆下的部件和自制部件组装。当时的这个简易的静力试验室，在导弹研制初期立下了汗马功劳。
“两弹一星”不止“两弹一星”
02
正是“立足国内、不等不靠”的思想让中国航天人在苏联突然撤走援助后不至于陷入被动。参与主持仿制导弹工作的谢光选曾回忆：“苏联专家撤走后，我们就向党组织建议，起用中国的专家，他们哪个岗位走了我们就顶上去！”
年11月5日，一分院抓总、我国自行制造的首枚近程地地导弹——“”首飞圆满成功，聂荣臻激动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 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后来被命名为“东风一号”，成为一个震撼世界的导弹家族的开山鼻祖。
由飞机修理厂房改造成的导弹生产车间。
本报资料图
在“”的基础上，一分院开始自行设计，研制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甩掉“洋拐棍”，难免遇到挫折。各级领导对一线科研人员给予 的包容和信任。“干成了是科研人员的，干砸了责任我们担！”党政领导的担当，让科研人员卸下包袱，轻装上阵。
年夏，东风二号导弹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有了自行研制导弹的能力。随后，我国航天工业部门进行了 次大规模体制调整，在国防部五院等机构的基础上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年更名为航天工业部），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也变更为七机部一院。
年3月，中央专委批准七机部提交的《地地导弹“八年四弹”规划》，其中首弹就是用于运载核武器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甲。年10月27日，载有原子弹的东风二号甲导弹成功发射，命中精度极高，标志着我国“两弹结合”热试验圆满成功，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战略核威慑力量。
据谢光选回忆，周恩来总理在听到两弹结合试验结果后，亲笔在新闻通稿中的“命中目标”前加了“精确地”3个字。而总理在“两弹结合”试验前后对任务全线的要求，也被张爱萍将军总结归纳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16字，这16字也成为整个国防军工系统的行为准则。
紧接着，一院马不停蹄地用一型型能力更强的装备，夯实新中国的大国地位。年9月10日，“八年四弹”中的 一个型号首飞，次月，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
“不过，由于我国国土范围有限、远洋作业与保障能力不足，以及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直到年，该型号才具备全程飞行试验条件，并取得试验的圆满成功，为‘八年四弹’规划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余梦伦说。
在奠定国家战略安全基石的同时，一院的航天人还将目光投向浩瀚太空。年，我国人造卫星工程再次上马，用于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由七机部承担，基于一院的直径2.25米的两级型号研制，后被命名为“长征一号”。年4月24日，长征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至此，我国“两弹一星”的宏伟蓝图全部实现。
年，一院基于直径3.35米的两级型号研制出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我国首颗返回式遥感卫星，长征二号火箭成为整个长征运载火箭家族的“基准”，其改进型运载火箭长征二号丙于年首飞；长征三号火箭即在长二丙火箭基础上增加氢氧三子级，于年成功发射我国首颗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难度极高的氢氧火箭技术和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发射能力。
紧抓机遇，敢想敢为
03
改革开放后，由于任务调整，一院也曾遇到“没活干”的困境，航天人的收入在市场大潮的涨幅中，显得越来越微薄。
一开始，全院职工都在找民品项目，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余梦伦说，当时，他们搞过小孩的摇篮车，搞过电子琴，“ 只卖了一台”。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一些人坐不住冷板凳，离开了；也有很多人选择坚守岗位、发光发热。
“一院的主业是研制火箭，为什么不能去国际上承揽发射业务呢？”当航天人冷静下来，主攻方向逐渐清晰。在航天工业部的支持下，长征火箭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面向国际市场承揽发射业务。
原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驻美国总代表黄作义此前一直在一院总体设计部工作，熟谙型号总体设计。他在美国商业航天市场寻找商机，一看到客户的发射需求，立即草拟相应的火箭总体设计方案。
“我在美国把简略方案传回一院时是傍晚，而国内正好是白天，大家一上班就开始设计详细方案。等我一觉醒来，详细方案就已经传到美国。”效率之高让黄作义为之印象深刻。
如此高效，在国际上都是罕见的。就这样，航天人前后方密切配合，先后设计出改进型长二丙、长三等火箭，还有将长二丙火箭“抻长”、加4个助推器的长征二号E，即长二捆火箭……长征火箭之所以有这样高的性价比，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国内的“物价低”，更得益于中国航天人灵活、实用的设计思维。余梦伦说，这种思路让当时的国际航天界耳目一新。
年，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发射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完成长征火箭首次国际发射服务。同年长二捆火箭首飞成功。年起，长二捆火箭开始发射“澳星”等外国卫星。年，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功首飞；年起，在长三甲火箭基础上增加4个助推器的长三乙运载火箭连续成功发射外国卫星。
其间，航天人也曾遭遇刻骨铭心的失利，但他们总是顽强地站起来，重新打开局面。更重要的是，在承揽对外发射服务中，中国航天人研制的大推力火箭也在运载能力上为后续国内多个重大航天工程的上马奠定了基础。比如长二捆火箭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9吨级，在其基础上研制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后来成为神舟飞船的专用火箭。
随着我国多个重大航天工程先后上马，在逆境中坚守的航天人，特别是航天青年有了更大的舞台，年进入一院总体设计部工作的荆木春就是其中一位。他说，无论困难多大、压力多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亲切关怀和老党员的示范、帮助，总是能让青年人燃起希望、保持热忱、找到努力的方向。
年，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不久，荆木春被调入长二F火箭的论证与研制队伍中，从青年骨干一步步成长为总指挥。
年起，长二F火箭开启了每战必胜的传奇，成功发射神舟系列飞船和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护航10余人次航天员飞天逐梦。
一院长二F火箭发射队在神舟十二号飞船与长二F火箭组合体转场现场。
徐瑞晨摄
“巨箭”腾飞，支撑航天强国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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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现场观看长二F火箭发射神舟十号载人飞船。当晚，在会见天宫一号与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参研参试单位代表时，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正是出自习近平总书记当天的讲话。
此后，“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成为中国航天人在新时代矢志奋斗、不懈追求的宏伟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航天事业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其中，航天运载系统作为航天强国建设的先行力量，迎来了大发展。
年起，一院研制的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十一号、长征七号、长征五号、长征五号B、长征八号、长征七号甲等运载火箭先后成功发射。
一院厂火箭总装现场。记者宿东摄
其中，长五、长五B火箭自年起连续执行5次任务，成功发射基于我国新一代大型卫星共用平台东方红五号研制的实践二十号卫星、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我国 月面采样返回探测器嫦娥五号、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长征七号运载火箭自年起三战三捷，成功发射多用途飞船缩比返回舱等载荷和两艘天舟货运飞船。新一代运载火箭有力地支撑我国探月工程“三步走”圆满收官、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圆满成功、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阶段任务顺利展开。
发射天问一号探测器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高高矗立。
记者王磊摄
一院在高密度发射能力上的提升同样引人注目。年，中国火箭发射次数首次独居世界首位，其中一院抓总研制的火箭执行了22次任务，包括长三乙火箭发射人类 月球背面着陆巡视探测器嫦娥四号。年至年，长三乙火箭以持续高密度发射，完成了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组网阶段发射任务，助力兑现如期开通服务的大国承诺。
同时，一院还着眼未来，不断验证新技术，拓展新领域，为未来我国航天运载技术的发展夯实基础。年起，长十一火箭圆满完成我国首次海上发射；长二丙火箭实现我国首次栅格舵分离体落区控制、整流罩首次带伞降落；长三乙火箭完成我国首次基于降落伞的助推器落区控制技术试验。年7月，由一院研制的亚轨道重复使用演示验证项目运载器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准时点火起飞，按照设定程序完成飞行后，平稳水平着陆于阿拉善右旗机场，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我国重复使用天地往返航天运输技术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项项新领域的成绩背后，有着航天人对创新的不懈追求。一院总体设计部青年设计师、年轻的党员曾耀祥在新一代运载火箭研制中，改变了半个多世纪的火箭弹性载荷设计方法，让火箭更轻、运载能力更强。他说，创新既要有大胆的想法，也要有认真的求证。通过党内民主带动科研民主，不论职务、畅所欲言、互帮互助鼓舞着青年人扎扎实实走好科研路。
年，一院党委总结近30年的发展经验，提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献身航天、勇攀高峰”的优良院风，受到航天工业部的高度肯定。航天工业部党组在一院优良院风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提炼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的航天传统精神。无论是“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还是新时代北斗精神、探月精神，都与一院的优良院风有着深厚渊源。
一院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为航天精神的发展与传承注入着源源不断的动力。在建立航天大协作网时，一院航天人走向全国各大工业基地；在型号试验和三线建设中，一院航天人走向大西南、大西北的戈壁沙漠、深山老林；在我国首颗卫星工程急需工程设计人才时，一院贡献了孙家栋和以戚发轫为代表的“十八勇士”；当中国航天迈向国际市场时，一院的航天人又跨越大洋……无论走多远，一院航天人都不会忘记来时的路，都会用融入血脉的航天精神攻克千难万险、不负党和国家赋予的使命。
文/中国航天报记者高一鸣
人物志
此次“红色地标航天印记”大型全媒体主题采访中，《中国航天报》还记录了各地航天发展中涌现出的获得 表彰的 共产党员的故事。
郭芃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12所原党委副书记兼副所长
80多年前，为了追寻信仰，寻找光明，16岁的郭芃和表姐吴俊伟及同学李萍一行3人离开家乡四川。她们历时49天，徒步多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延安。
到延安当日，郭芃就穿上了八路军军服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报到。在那里，她一边学习政治，一边参加射击、瞄准、紧急夜行军等训练。因表现出色，在到延安的1个月后，年5月21日，郭芃加入中国共产党。站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内，举起拳头宣誓的那一刻，她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又一个月后，郭芃转为正式党员。自此她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分子，更加清楚了肩上的责任与使命。
年底，郭芃接到通知，前往军委三局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成为一名无线报务员。年，全军女同志转业，郭芃也结束了整整16年的军旅生活。
年秋，郭芃进入北京工业学院干部班，学习无线电专业。“当时我34岁，已感到自己不年轻了。但我想要更好地为国家工业建设而战斗。”郭芃坚定地说道。
郭芃一生中有两次难忘的求学经历，一次是去延安求学，成了一名通信战士；第二次是而立之年再入学，与航天结下不解之缘，成了火箭控制技术的后勤“大管家”。
年春，郭芃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二分院，担任 设计部（即现在的一院12所）副主任，负责科研生产和技术保证工作。她作风果敢、意志坚定，出色完成了组建分厂、组建17所等组织赋予的任务，有力保证了科研工作顺利进行。
如今，郭芃已99岁高龄，耳朵听不见了，腿脚也走不动了，但心里最记挂的仍然是祖国的航天事业。“我为每次成功而欢欣，为遭遇的失利而忧伤。虽然我已年老体弱，但只要还活着，最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