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早期生活和活动的地区，是现在陕西中部西安以北以西到甘肃东部边境。这片地方，北有泾水，南有渭水，西边地势稍高，东边比较平坦，宜于农业。战国时人编纂的《禹贡》，分全国为九州，这里属于雍州。《禹贡》说雍州地方“厥土惟黄壤，厥田为上上，厥赋中下”。田是一等的田。因为人口少土地荒的多，赋是中下第六等。如今由于历代树本砍伐，地面水分容易蒸发，黄土组织松疏容易流失，抗旱能力差，常常出现干旱，影响农业收获。但在古代，西北地区原是草原、森林密茂地区，土地肥沃，农业生产力是高的。
周人生活在这一地区，从远古传说时期起就是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传说中周人的第一代祖先后稷就是以农艺著称的，《史记·周本纪》说：“弃（后稷名）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传说中的后稷的时代，大约在传说中的尧舜之际。《周本纪》说：“尧……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刮，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
后稷的传说，反映周族由母系氏族进入父系氏族的开始时代。历史上不一定有后稷其人。但周人历史上总有一个由母系氏族进入父系氏族的转变时代，后稷所代表的就是这个时代。后稷的母亲是姜原。《诗·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传说，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听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牛马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弃之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放弃之，因名曰“弃”。（见《史记·周本纪》。并参看《诗·大雅·生民篇》）。这个神话般的传说，反映后稷有母无父，这正是母系社会的史影。自后稷“别姓姬氏”，周族开始进入父系氏族时期。
姜原，传说是有邰氏女。《诗·大雅·生民》的《毛诗》说：“邰，姜原之国也。”《说文》：“邰，炎姓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外家国。”姬、姜两姓，是世代互为婚姻的两个氏族部落。公亶父自豳徙于岐下时是“爰及姜女，聿来胥字”的（《诗·大雅·绵》）。从《左传》的记载看，春秋时期，姬、姜两姓的贵族还是互为婚姻的。姬姓女子嫁给姜姓，姜姓女子嫁给姬姓。
邰这地区，根据传说是周族最早的活动地区，也是姜姓的活动地区。地点约在今陕西武功县西南一带。这一带是宜于农业的地区。
后稷之后有不窋。他的时代约当夏后氏末期。《国语·周语上》载祭公谋父的话：“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用失其官，自窜于戎翟之间。”《史记·周本纪》说：“后稷卒，子不窋立”，显然是无稽的。古人注释已明其“不合事情”（《索隐》），“实难据信”（《正义》）。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见《史记·周本纪》注）。唐代庆州弘化约当今甘肃庆阳县境。
不窋之后，有公刘。公刘是周族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史记·周本纪》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诗·大雅·公刘》，就是赞美公刘迁豳的事迹和功业的诗篇。汉代毛亨所作的《传》和郑玄的《笺》，都说公刘是从邰迁到豳（今陕西旬邑和邠县）。但不窋已自邰“奔于戎狄之间”，上引《史记·周本纪》也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公刘应是从戎狄之间迁豳，不当是从邰迁豳。
《公刘》诗分六章。它反映了周人在公刘时期的飞跃发展。首章：“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餱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大意是：公刘要迁往豳地了，作了些迁居的准备，带了能带的粮食，“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的上路了。二章：“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统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大意是：到了豳地，看到这是个繁庶的地方，公刘认为这地方可以安居，不必叹息怀念旧居了，查看了高处，又查看了平地。“何以舟之”以下一句，不懂何意。三章：“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大意是：到了流水多的地方，看到了广阔的原野。登上南冈，看到哪里是可以定居的高地。四处原野里，处处聚集着周人，他们讨论着如何定居下来。四章：“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大意是：定居下来了，举行了庆祝宴会，族中有体面的人物，都就坐了，告诉那些群辈，从牢里捉了猪来，向公刘献酒献食，公刘是他们好族长（宗）和好首领（君）’。五章：“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这一段最重要，但也最难解，争论也最多。“其军三单”和“彻田为粮”，就争论最多，而这也正是理解早期周人社会和生活的带有关键性的问题。
丁山教授认为：“其军三单”的“单”是“旂”字的传写之误。他说：“《大雅·公刘》说周公刘时代的军队‘其军三单’。这个‘单’字，汉以来的经学大师，绞尽脑汁不得其解。我认为单实旂字传写之误。三旂，犹满清之四旗八旗，其组织应与武丁时代‘三师’相同。”（丁山：《殷商氏族方国志》，见《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第62页）
刘家和教授另有新解释，他说：“按《说文》‘军，圜围也。四千人为军，从车从包省。军，兵车也。’所说大概不是‘军’字的本始义。《左传》宣公十二年，‘晋之余师不能军。’杜注：“不能成营屯。’《国语·晋语八》：‘以藩为军’。韦注：‘藩，篱落也，不设垒壁。’《左传》昭公十三年，‘乃藩为军’，杜注：‘藩，篱也。’《战国策·齐策一》：‘军于邯郸之郊。’高诱注：‘军，屯也。’这些都说明‘军’为营屯之意。王筠说：‘军之所以从勹车者，古者车战，故从车。以《左传》乃藩为军推之，知军者即今之营盘，必有营垒周乎其外，故从勹。’（见《说文释例》）。应该说，王氏此说对《说文》作了最好的解释。所以这里的‘军’，不是指其人员，而是指其营地。至于‘单’，于省吾先生于《释四单》一文中说：‘四单的单字应读作台，单台双声故通用。台乃后起字。’（见《甲骨文字释林》第页）。我赞成此说，还可以补充一些证据。《越绝书·吴内传》：‘习之于夷，夷，海也；宿之于莱，莱，野也；致之于单，单者，堵也。’单是与海、野相对举的一种地形。《礼记·礼器》：‘家（按指大夫之家，不能与诸侯比）不龟，不台门。’郑玄注：‘阇者谓之台，陆德明《释文》：‘堵本又作阇。’孔颖达疏：‘两边筑阇为基，基上起门曰台门。’可见台就是堵（阇），就是单。其军三单，就是说营地设在三块台地上。前面‘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就是为了选定周人居住的营地。”（《说〈诗·大雅·公刘〉及其反映的史事》，见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史学论文集》，年4月）。
对“其军三单”的解说，就举丁、刘两家。我赞成刘家和教授说，“其军三单”，“就是说营地设在三块台地上”。这大约是不易之论了。
刘说受有马瑞辰的启发。马瑞辰说：按《逸周书·大明武》篇，“堕城湮溪，老弱单处。”孔晁注：“单处谓无保障。”是单即单处之谓。“……其军三单”承上“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言之，谓分其军，或居山之阴，或居山之阳，或居流泉之旁，故为三。公刘迁豳之始，无城郭保障之固，故谓军为单耳。（见《毛诗传笺通释》）。刘称赞马瑞辰，“此说颇有新意，能启发人”。说“马瑞辰贯通诗文前后以求索解的方法是正确的。”（《说〈诗·大雅·公刘〉及其反映的史事》）
对“彻田为粮”也有不同解释和理解。有的学者认为彻的意思是“治田”。“彻田为粮”的意思是整理土地生产粮食。许倬云教授说：“公刘实行彻田为粮，彻字确义至今仍难解决。不过这句诗的上下文当连着一起读。（略）。此中有相度地形，安置军旅的意思。‘彻田为粮’当可能如胡承珙所说是治田名意（胡承珙《毛诗后笺》，见《皇清经解续编》）。彻，固亦可解作税法，但《诗·嵩高》有‘彻申伯土田’、‘彻申伯土疆’句，《江汉》有‘彻我疆土’句，彻均指整治疆界，不必拘泥于‘贡助彻’的税法解，当然更不必着重在税法一义上，解释为‘剥削’原居了。”“周人在公刘时代大约是一个由族长率领的武装移民，到达豳地之后，始将土地分配各人，整治田亩，以求定居。”（见许著《西周史》第54页）。
徐仲舒教授认为：彻是彻取公社土地十分之一作为公田。他说：“公田、私田原来都是属于原始公社的公有财产。公刘时代周部族征服这些原始的农业公社，彻取公社土地十分之一作为公田，谓之彻。彻是彻取，如诗‘彻彼桑土’，‘彻我墙屋’，都是彻取之意。《大雅·笃公刘》之诗曰：‘度其隰原，彻田为粮’，这是彻法的开始。……凡此彻田，彻土田、土疆，都是彻取公社土地的一部分作为公田；它只是为藉助人民进行生产粮食的准备，并不是征收什一的生产税。”（见徐著：《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载《四川大学学报》年第二期，已收入三联书店年版《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间题论文选集》）。
刘家和教授大体同意徐仲舒教授的话，又发表自己的见解说：“不论公刘是否征服当地部落，从公社中彻取一部分田地作为‘公田’，这是原始社会解体和阶级社会开头一段时期普遍存在的一种情况。例如，古希腊有一种田地名曰Temenos，原义就是‘彻割出来的’或‘划出来的’土地。在荷马史诗中，军事首领们握有这种土地，以后的希腊神庙拥有这种土地，甚至迈锡尼时代的国王也有这种土地（这已为线形文字乙的材料所证明）。……彻田在历史的这一时期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见《说〈诗·大雅·公刘〉及其反映的史实》）
以上三家对“彻田为粮”的解释，是接近史实的。
《公刘》最后一章：“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遡其过涧，乃旅乃密，芮鞫之即。”大意是：要在豳营建居处了，乃过渭河取木石材料，营建的基础弄好了，人众安定下来了，逐渐向水边发展了。
由《公刘》一诗看来，公刘时的周族社会已有了贵族和平民的分化。跄跄济济的是贵族，捉豕于牢的是平民。人们还在一起商讨徙居大事，在一起宴会，但族长和首领，已安于受尊崇的地位。从这首诗看，这时期的周族，大约尚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氏族中逐渐有了贵族、平民的分化，但还没有进入阶级社会。
公刘之后，有公亶父。依《史记·周本纪》所记的世系，公亶父是文王的祖父。这又是周族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公刘以后到公亶父之前，大约周族历史上有一段停止不前的衰落期。公亶父又“复修后稷、公刘之业”。（《史记·周本纪》）。公亶父为了躲避戎狄的攻击，又自豳迁于岐下（今陕西岐山县境）。公亶父时期，周族社会有很大发展。据《大雅·绵》诗，公亶父到岐下后，首先整理土疆调理农业。“曰止曰时，筑室于兹，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公亶父在豳时，还是“陶复陶穴（钱穆先生谓“陶复淘穴”四字是衍文，见《燕京报》第10期《周初地理考》），未有家室”的。到了岐下周原，开始筑宫室，作神庙。《诗》说：“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家室。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百堵皆兴，瞽鼓弗胜。”“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另外还立了大社，动众出征，要先告社。“乃立冢土，戎丑攸行。”毛《传》说：“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而后出。”郑《笺》略同。
从《绵》诗里，我们看出周人到岐后的几点发展变化。一、族长、首领的地位，更为突出。他有了与众不同的宫室，有了高大巍峨的宫门，有了庄严的宗庙。尊祖庙是为了尊祖宗，尊祖宗是为了尊活着的首领。族长、首领的地位，更从成员中突出出来。二、城邦国家的雏形，逐渐显露出来。《绵》诗说到筑宫室、皋门、应门、宗庙，和这相应的一定有筑城邑。《史记·周本纪》就说：“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营筑城郭而邑别居之，这是城邦的雏形。作五官有司，就是《绵》诗所说的司空、司徒。司徒、司空，都是在最高族长、首领左右生长出来的一些执事的人。最高族长首领的地位突出起来，权力大起来，集中在他身上的事务也多起来。这些事务，贵族是不屑作的，首领也不乐意让贵族来作。他用些他左右的身分地位低的人，更能突出他的权力地位。在由氏族部落向国家转化的过程中，在王的左右出现一些执事官，他们一般不是贵族，但随着王权的成长，他们的权力也大起来，也成为贵族。公亶父时期出现的司空、司徒，都是些低下的执事官。郑玄《笺》说：“司空、司徒，卿官也；司空掌管国邑，司徒掌徒役之事。”司空、司徒，只是管领工徒的人。到了汉代，首领族长演化而为皇帝，司空、司徒都成了朝廷三公。但只有封侯，他们才有贵族身分，不封侯，仍是平民。公亶父时期，筑城郭邑居，有了司空、司徒，城邦国家有了进一步发展。
公亶父开始，周人一路发展下去。周人势力强大起来，和商的矛盾逐渐多起来。《诗经·鲁颂·閟宫》：“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大王就是公亶父，是他开始灭商的准备工作的。但这时的商，仍是强大的。周对商，还远非敌手。公亶父的儿子文王的父亲季历，就是被商纣杀死的，文王也曾被囚于羑里。
文王时期，又是周族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在他的晚年，他连年对外征伐，征服了周围许多部落。《史记·周本纪》说：“西伯，盖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戎是古代漫居在山西、陕西等地的一个大民族，在河南的西部也有戎人和华夏人杂居着。文王所伐的犬戎，大约在岐的附近。密须，古密国，在今甘肃灵台西。耆，即黎国，在今山西黎城县东北。邘，在今河南沁阳县西北。崇，依史念海教授，“颇疑崇国得名，由于嵩山，嵩山也作崇山。崇国如系由嵩山得名，当在嵩山之下。”文王伐犬戎、密须，巩固了周国的后方。耆、邘，在河北，周取得耆、邘，威胁殷都朝歌。崇和商的关系密切，地居周人东向发展的中途。而且崇是强国，周和崇有多年的仇怨，也有多年的战争。周文王灭崇国以后，才扫清征讨商的中途障碍，才能进而作邑于丰。《诗·大雅·文王》中《皇矣》、《有声》等篇，都歌颂了文王伐崇的武功。如《有声》篇：“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可见伐崇灭崇在周人发展道路上的重要性。
文王时期，周人还沿着汉水东下，在汉水流域建立了一些姬姓城邑。这一切说明；文王时，周人的势力已相当强大。它的活动范围已西到今甘肃东部，南到汉水流域，东到今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出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话。
文王时期，社会阶级分化也有发展。《左传》昭公七年：
“周文王之法，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范文澜先生说：这是一条搜索奴隶逃亡的法律，谁的奴隶归谁所有，不许藏匿。（见《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页）。《左传》这句话是楚国申无字对楚灵王说的。楚灵王作章华宫，纳亡人以实之。无字的阍（看门的）逃到章华宫去。无宇要去捕人，楚王的有司不许，反把无宇送去见楚王，引起无宇说了上面一段话。从原文看，把“亡”解释为奴隶固然可以，解释为其他身分的人如私属也无不可。不管如何解释，阶级分化有发展，大约已是当时历史大势所趋。因为阶级分化有发展，有了奴隶，有了奴隶逃亡，也有了对逃亡奴隶的搜捕。
但文主时代的社会生活仍然是比较落后的。《周书·无逸》篇，是周公教训成王不要好逸恶劳的文字。他劝诫成王要知道稼穑的艰难。他说殷的先王都是勤劳治国的，享国时间长寿命也长。后世不知稼穑之艰难，惟耽乐是从，从而享国时间短，寿命也不长。然后说到文王，说“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一般把这句话解释为：文王卑其衣服，以就田功，以知稼穑之艰难。我认为是可以的。对照前后文，文章是衔接的。《楚辞·天问》有：“伯昌号衰，秉鞭作牧。”秉鞭作牧这句话的原始意思，当然是拿着鞭子放牧牛羊。把人比作牛羊，把管人的官称作牧，这是“牧”的后起之义。把这句话和《无逸》篇“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结合起来看，文王大概是还亲自参加劳动的，又种田又放牧。
通过征服，文王得到很多部落的臣服。但灭商的大举却留给了他的儿子——武王。
原载《中国古代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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