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福助
（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一、“周门外听”，媲美“程门立雪”欧美楚辞学，是世界楚辞学的一部分。欧洲学者研究《楚辞》迄今已有年历史，译介《楚辞》的文献资料有余种，包括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意大利语、荷兰语、俄语、波兰语、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捷克语在内的十几种文字。美国早期汉学界《楚辞》研究虽然乏善可陈，但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论著数量远超过汉学传统较为深远的欧洲，并且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等方面，较之前别开境界，形成了跨文化、跨学科、跨地域，多维度、综合性研究特色。《欧美楚辞学论纲》，是当代欧美楚辞学第一部总结性著作，对于欧洲、美洲，从17世纪接触《楚辞》开始，直到目前为止，相关《楚辞》译本及研究论著，进行全面性的综合评述，具有“通代楚辞学史”的性质。
笔者披览《欧美楚辞学论纲》，首先特别注意的是本书“后记”，作者说：“我与《楚辞》结缘，可以追溯到年考入南通师范学院，有幸得到楚辞研究专家周建忠先生的教导，学习“中国古代文学”、“楚辞研究”等课程。记得第一次上“楚辞研究”课，我不幸迟到，教室的大门已经关上。我不敢敲门，又不忍离开，于是就站在大门外‘偷听’了一节课，那节课的内容至今言犹在耳。”作者“周门外听”的故事，是大学学术殿堂罕见的奇闻，充分显现年轻学人精诚求道、敬师笃学的勤恳精神，足可与流传千古的“程门立雪”成语故事[5]媲美。笔者直觉地认为作者就是如此继承导师周建忠教授胸襟开阔的开拓气魄，以长年坚持的，精勤不懈、坚忍不拔精神，加上戒慎恐惧的态度，进行深邃缜密，而又慎审谦虚的探索，著成《欧美楚辞学论纲》这部开创性巨著的。
《欧美楚辞学论纲》此书，不但书名承袭导师周建忠《当代楚辞学论纲》，并且包括以史纲为经，以评论为纬，史论一体，概貌与重点举例相结合的精采描述，以及楚辞学的整体架构与学者个体特质具体审视相结合的论述方式，也都是承袭周书。两书可谓海内外领域衔接，相互媲美。严师出高徒，作者追随导师，亦步亦趋，这样用心学习，勤奋锐进的学习态度，真令人钦敬不已。
此书内容繁富，体系严密，提纲挈领，巨细靡遗，堪谓煌煌巨著。作者不但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以及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并且还发掘大量相关文献资料，从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对学科发展有很大的引导推动作用。全书特色难以逐一列举，谨摘述笔者特别感到有趣，认为值得提出讨论的部分内容如下。
二、比较各家译文，揭示《楚辞》西译技巧汉学家研读中国经典，首要的、最根本的功夫，在于忠实、正确地翻译古籍。翻译是一种艺术，译者必须对原文文字及内容有透彻的了解，还须对翻译的标准及技术有相当的训练。特别的是，《楚辞》是先秦南楚诗歌创作的丰碑，它“书楚语，作楚声”，又大量运用双声、叠韵词和叠字，如此具有楚地方言的地域性，又富于特殊表现形式和音乐性的诗歌语言，要用外语重新翻译，并且要求照顾文体，字字对译，忠实于原作，这绝对是难上加难的艰巨工作，汉学家们尽管全神贯注地投入，状况百出也就不足为怪了。作者认为：“翻译与中国旧式注疏不同，在注疏过程中对没有把握的词语典故可以回避，而在翻译过程中则必须在词汇、形式、意义、风格等方面尽量保持与译入语的对等。”又：“直译能够尽量保留原作品的原汁原味，意译则更注重翻译语言的流畅性和可读性。”又：“由于诗歌语言高度凝练的特性，加上中外两种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译者很难兼顾还原原文与诠释诗意两方面。”
本书花费很大篇幅，制作大量表格，比较分析欧美楚辞学家各种译文的优劣得失，从而深入检讨“直译”“意译”“衍译”“误译”所产生的各种情况。还有深入探讨给句子增加新成分的“增译法”，对原文某些不便阅读的部分进行删减或缩写的“减译法”，对西方语言缺乏对应物的词句进行改换的“归化译法”，采用英文韵诗翻译的“以诗译诗法”，用脚注补充说明直译不足的“附注法”，种种优劣得失，以及“介绍型翻译”“研究型翻译”的具体区别等等。还有读者因个人背景条件的限制，对原文本的理解产生背离的“文学误读”情况，也举出实例，深入剖析。这些比较论析，切切实实从客观实际出发，从而归纳出不少独特的经验结论，对于调整翻译策略，改进翻译技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霍克斯《楚辞》英语全译本、马迪厄《楚辞》法语全译本，为西方汉学家研究提供权威的参考译本。众多欧美汉学家也挖空心思，前仆后继，不断尝试创新翻译。展望未来，作者说：“今后欧洲学者还会沿着他们的方向，追求含括所有楚辞作品的全文翻译，追求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学术型翻译，将会有更多全面精确的译本出现。”因此，作者倡议：“国内外楚辞学界与翻译界专业人士通力合作，出版适合世界各国人民阅读的多种语言的《楚辞》全译本”，“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为国际文化界所充分认识和真正接受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作者对于欧美《楚辞》翻译相关策略运用与具体技巧，已做过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是开拓前锋，作者翻译学学术经验丰富，理当勇于承担《楚辞》外译团队的领导重任，笔者寄予厚望。
三、针对楚辞学论争问题，穷追不舍作者面对欧美楚辞学论著，采用的是“问题导向”的创造性研读法。作者敢于质疑，善于发问，勇于思考。或运用散发式思维，触类旁通；或运用聚敛式思维，归纳综合。甚或逆向思维，言人之未曾言。从而建构欧美楚辞学历史发展的知识体系。作者这种创造性思维，突出表现在针对楚辞学论争问题，穷追不舍，究明底细。
例如法国汉学家德理文侯爵，富而好礼，广览华书，出版有汉学论著多种。他的《离骚章句》是首部用法语译介《楚辞》的著作，译文忠实准确，注释详赅。德理文后来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汉语教授。觊觎该职位的童文献神父深感不满，匿名印刷小册子，声称德理文并无汉语译写能力，并且该书“转译自德文译本，还使用‘捉刀人’—中国助教李少白。”关于此件公案的关键人物李少白，作者发掘并穷究一切相关资料，考出李少白本名李隆芳，少白可能是他的字。四川人，19世纪60年代移居法国，娶法女为妻。德理文大约于年，筹办巴黎世界博览会“中国馆”前后，物色到这位既通文墨又懂法语的助手，后来由郭嵩焘举荐到使馆任职。作者总结说：“《离骚章句》一书能较好地参考数种旧注，释义详赅，较为准确，自然与李少白的帮忙不无关系。李氏之于德理文，亦如王韬之于理雅各、唐复礼之于沙畹，乃中西文化合作之佳例。”童文献神父因涉及诽谤，被凡尔赛法庭判处法郎罚款和6个月监禁，经提出上诉减至两个月。这件公案因作者的深究而真相大白。这是本书针对疑难问题，穷追不舍的范例之一。
又如宋玉是屈原的侄子，这个掌故屡屡为欧美汉学家提及，如梅辉立、翟理斯、魏理、马伯乐等皆持是说。作者说：“据笔者初步考察，梅辉立的《中文读者手册》最早提及此说，后来翟理斯在《古今姓氏族谱》和《中国文学史》亦从之。这三部著作或是工具书，或是文学史，此说遂得以广泛流传开来。”案王逸《楚辞章句九辩·序》：“宋玉者，屈原之弟子也。”作者推测：“很有可能，这是由于‘侄子’说的始作俑者未能正确理解‘弟子’一词之义，误解为‘弟之子’，遂由此生出‘侄子’一说。”作者又说何可思写作博士论文《宋玉的〈招魂〉》，应该对此问题有所辨析，因为他的导师孔好古曾提到宋玉是屈原的学生。但何可思未能读懂原著，以致对此问题失察。不过何可思后来发表的《屈原》一文，明确写道：“屈原的学生宋玉创作《招魂》。”可见他后来已彻底弄清楚这个问题了。作者对疑难问题的来龙去脉，考辨得清清楚楚，这也是作者穷追不舍的又一佳例。其他例证书中多有，限于篇幅，不再枚举。
四、评述褒贬公正客观，兼容并包本书评述欧美汉学家《楚辞》译介研究成果，衡情论理，有褒有贬，公正客观，兼容并包。例如论述欧洲学风说：“欧洲学者与中国学术的传统不同，多由宗教、民族与语言等角度来考察《楚辞》的文化内涵。他们还在研究中广泛使用比较文学方法，例如屈原曾被比作荷马、品达、奥维德、但丁等西方诗人。他们将《楚辞》与其他世界名著相比较，以凸显它的特色和意义，也使《楚辞》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述美国学风说美国汉学历史较短，学风重视创新，不是传承，作者认为导致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美国的普及型翻译书籍，大多数型式花俏，内容潦草，质量不高；另一方面，美国的学术型翻译作品，都带有强烈的个人研究观点，很难得到普遍认同。”
例如法国汉学家德理文，利用西方当时最新的学术成果，考证《离骚》中的地名，给它们以“科学的”解释。作者说，当德理文把“昆仑”定位到地图上某座经纬度明确的山脉，把“扶桑”考证为美洲大陆，这些来自远古神话传说，曾经引发历代文人无穷想象的神山仙境，“一下子失去了魅力，萎缩成地图上某个苍白的符号。”作者认为这是德理文把“神话地理”与“历史地理”混淆带来的后果。又说：“虽然这些早期汉学家的结论并不一定都很恰当，但许多新兴的理论方法的优势已在他们的分析论证中初现端倪。陈寅恪在总结王国维的学术贡献时，曾提出影响深远的三种治学方法，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既是对王国维一生学问的总结，更是对西方汉学方法的成功借鉴。”明确指出欧美汉学家治学方法的利弊得失，有利于引导学科正确发展。
本书褒贬，确实做到衡情论理，得失并列。例如英国汉学家庄延龄《离骚》译文，翟理斯说他是“一位非常草率的翻译者”，作者也认为翟理斯的批评“基本符合实情”。但是作者并没有因此全然否定贬弃，而是近一步深入评说庄延龄的翻译，“能做到押韵”，“诗句采用了抱韵的形式，也是十四行诗里常用的韵式。”“译文在翻译策略上侧重于‘归化’，采取英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可读性，但是准确性不强。”又说他的翻译，“是将《楚辞》引入英语文化的一次尝试，客观上推动了《楚辞》在国外的传播。”评论可谓客观公平，面面俱到。又如批评德国汉学家何可思，作者说：“何可思一生译介《楚辞》的时间很长，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作为孔好古的高足、女婿以及莱比锡学派的传人，他最大的局限是他过分固执地维护老师的学说而少有开拓。”评论可谓准确精当，一针见血。
作者论析欧美汉学家的译介论著，特别能够关照到汉学家的研究环境，以及个人学养条件、人格特质。例如论析奥地利汉学家查赫的宋玉《九辩》译文，说：“查赫将宋玉诗句中表现情感的词语细致地辨别出来，用流畅的译文表达了作者缠绵悱恻的感情，而且尽量保持原作的长短交错句式，再现了诗人起伏多变的情感流动，以及原诗参差错落的形式美和抑扬顿挫的音乐美。”又：“宋玉的身世之悲引起了译者查赫的共鸣，此时的译者也已经到了人生最后的秋天，同样是漂泊异乡、贫士失职、羁旅无友，同样深深感到社会的不公与人生的寂寞。”又：“当我们读到‘我处于悲惨的困境，这位可怜的学者，他失去了职位，心里充满烦恼’这样的译文时，心中也不免为之凄恻。译者与其说是翻译，倒不如说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吧！”这样体贴入微，让人感同身受的评述，使得汉学家的丰采活现眼前，大大提高本书内容的生动活泼特性，引人入胜。
作者对于我们面对欧美楚辞学，应该掌握学习的研究策略，观察细心，屡有揭示，例如作者说：“欧美汉学家虽然分布于世界各地，但他们多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