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类认识理性逐渐萌生，对“天”产生了怀疑，进而便追求对“天”的理性认识。
战国时代，理性觉醒，诸子蜂起，学术争鸣空前活跃。屈原身处战国末期，他的思想也不无受其影响。
怀王统治的时期共三十年，正当屈原十二岁到四十一岁的时候，屈原的政治活动和创作活动主要在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正是战国末年。
他以独特的精神内核和奇异的审美情趣对巫俗文化材料加以改造吸收，使得楚辞源于宗教而超脱于宗教文化，成为一种气象万千并带有强烈浪漫主义精神的新诗体。
《天问》则是借用巫俗的卜问形式，表达对神巫观点的怀疑和批判，其构思之巧妙，即便今天读来，仍然为其独特魅力所折服。
01战国时代特征
屈原所处的战国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阶段。从社会性质来看，它是一个文化交融社会变革的社会发展演进转型期。
在这剧烈动荡的阶段，社会组织结构、生产关系都出现了大崩溃、大分化、大组合的现象，曾经尊崇至极的领主贵族阶级，经过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动荡后，已基本丧失了它在历史上的地位，接近于命运尾声。
而旧的封建领主阵营中分化出来的新兴地主阶级则空前活跃地驰骋于历史舞台，扮演起主宰历史命运的主要角色；由贵族阶级最下层分化出来的“士”阶层，已经随着历史的巨变，成为一支具有鲜明文化标志的社会力量。
一方面是政治的动荡，另一方面却又是学术文化的空前繁荣。从整个进程来看，这种转变在春秋初期还比较缓和，越到后期越趋向剧烈，到战国中、晚期，便达到剧烈的顶端。
屈原就是活动在这一历史变化的潮流中，活动在这一新旧社会交替的历史转折关头。
春秋战国以前，各诸侯国家的政权都掌握在大小奴隶主手中，土地由世袭的诸侯、卿、大夫所占有。
到了春秋时代，这种奴隶主占有制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奴隶主阶级已成为社会上最反动的阶级，阻碍着历史的前进。他们搜刮民脂民膏以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根本不考虑人民的死活和国家的安危。
阶级对立的严峻，带来了奴隶起义的爆发。奴隶起义动摇了奴隶社会的基础，使奴隶主政权没落，奴隶主贵族内部发生分化，使商人地主阶级崛起，成为奴隶主新的对立物。
地主阶级的出现，并在一些国家逐步掌握政权，是这一历史时期有意义的重大事件。
屈原出身于贵族，但他已经没落了，他实际上已经从贵族集团内部分化出来。地主阶级已经形成，便逐渐要求参与并夺取国家政权，要使国家的政治机构和措施能够维护自己阶级的利益，这就是当时各诸侯国都不同程度实现过的变法运动。
比如秦国的商鞅、楚国的吴起，都实行或倡导过法制措施。同时为了巩固自己阶级的地位，还提出了系统的思想和理论。当时思想界出现了墨家、法家和儒家，墨家代表小手工业者的利益，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儒家的后期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
这类思想家在经济上要求分散奴隶主的土地，化为地主的私产；在政治上提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要求“选贤任能”。
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军事结构。目的就是在一个国家内的“霸”和统一天下后的“王”，这种“霸”和“王”，孟子时把它们尖锐地对立起来，认为是水火不能相容，到了荀子才把二者统一起来。
屈原就产生在这样一个尖锐、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时代，产生在一些新兴阶级胜利和腐朽阶级消灭的时代。他的作品的民主性、怀疑性就深深根植于这一严酷的阶级斗争之中，根植于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思想情绪之中，和这个时代的具体内容密切联系着。
02楚地文化背景
战国时期的楚国，占有以江、汉、沅、湘地区为中心的南方的广大领土。江南土地肥沃、气候适宜、物产富饶，相对来说比北方人民要取生容易。
楚国统治者和皇室贵族都非常重视对中原文化的学习、吸收，文明的程度也较高，但对于大多数土著民族和百姓而言，他们仍然“轻易淫佚”，保存了氏族社会的遗习和作风，土著的文化和风气还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他们也还没有全部接受宗法制度和社会礼法。
而特别在人们的世俗生活中“信巫鬼，重淫祀”，“巫风”还十分盛行，这对楚文化造成的重要影响就逐渐形成了后世所称的“巫楚文化”。
古代人的观念和信仰对于其民俗和文化有巨大影响。楚人的信仰是一种泛神论的多神教，这种信仰模式不仅与当时宗周的重庙祭、祀祖神有差异，而且与其他地区的单纯原始的自然物崇拜也有所不同。
楚人在宗教仪式活动中所崇拜的神灵较多具有沟通性的色彩，不仅神具有人性，人也可以具有神性。人与神不仅可以往来、对话，甚至巫觋之间还可以扮演神的角色行使权利。
在此巫风淫祀的风气影响下，许多瑰丽奇幻的神话应运而生，这些神话进而对楚国的绘画、音乐、歌舞等艺术创作以及文学创作都产生及其深远的影响，自然而然也对屈原等人的楚辞作品影响极大。
在《天问》中，屈原由大量的神话传说组成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其中有对宇宙底蕴的探索，由对国家历史的回顾和问难，有对善恶是非的追究。
当然，楚文化虽有其地域性、特殊性，但与中原文化也不是绝缘的。特别是作为楚统治集团的芈姓族，早就与中原的夏、商、周有所来往接触。
从屈原作品看，诗中对禹、鲧治水、启与益争国、浞娶纯狐、浇求丘嫂、少康逐犬，女岐缝裳等夏初之传说、史实，都有论及。对于殷代史实，屈原作品中都有反映。
从屈原的作品来看，屈原的楚辞系列作品既在楚国风俗、楚地的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又与宗周和中原的历史传统、文化观念等方面承接紧密。由此不难看出屈原及其楚辞作品的丰富性、复杂性和重要性。
03稷下学派
系统梳理屈原思想发现，它的构成是相当复杂的，就其根源在于他思想的形成于思想大碰撞的时代。屈原思想实际上受到了来自多方面、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启发，这其中非常有必要提的就是当时的北方学术思想，尤其是齐国稷下学对屈原思想的形成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其影响轨迹可以在屈原的重要作品《天问》中得到清晰的体现。首先，在宇宙论问题的取向上，屈原深受稷下学说思想的启发和影响。
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地处偏远，文化尚巫，因此神秘的气息较浓，在宇宙论问题上，则难见态度鲜明的建树。而屈原在《天问》中则一反楚文化的常态，不但有自己系统的宇宙观，而且思想中还透露着一股朴素的物质属性。
屈原认为，自然万物原本自然自在，自生运行，它有着自身形成和演化的规律，更不是由什么人随意创造出来的，与稷下先生季真比较下不难发现，二者的思想非常接近的。
季真著述早丢失了，不过可以在散遗在其他典籍中的记载看到他思想的大致鳞爪。季真所称的“莫为”，即表达万物是自然而然、自然如此的，并没有什么超然的事务使它如此，这和屈原在《天问》中所传达的思想是暗相耦合的。
其次，屈原在行文中表达对稷下学“日德月刑”说的怀疑，也可看出受稷下学思想的影响。
在对待“天命”的态度方面，稷下学派在屈原思想中还是有较明显的印记的。屈原在《天问》中曾大胆地提出“天命反侧，何罚何佑？”意思是，天命反复无常，（天命）怎么能以自己的喜好为根据来对人进行责罚和赏赐呢？
在这里，屈原是把“天命”与人事区分开来看的。同时也提出了对“天命”本质上的质疑，肯定了人事成败的关键在“人”而不在“天”。
从而发现和强调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独立而积极的地位和作用。这与稷下学派中重要的代表性人物荀子所述的“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由此可见，屈原在看待“天命”问题方面，对稷下学所持的“天命”思想已经有所吸收，在表达上更加侧重人事甚于“天”的思想。
04结语
远古时期，人们受制于认识水平的落后和知识的匮乏，在面对一些无法解释的疑问、恐惧或遭受苦难时，便会向天诉诸以求得到释怀。
屈原《天问》正是这种境遇下的心灵表达。虽然我们无法身临其境去体验创作者的创作心理，但《天问》却将屈原的内心苦闷和对即有知识的怀疑生动诗意地传达至千年之后的我们。
“问天”思想包含着对于本体、天道伦理、历史合理性和现世政治的思考，这种思考同时也包含着对于世界秩序的规律性和社会存在的怀疑精神。
尽管这种怀疑精神在当今看来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并非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但这种最简单的怀疑依然闪耀着人类求索的智慧光芒。
屈原以简单的文字符号制造了一个宏大的思维空间，在宇宙间、在天地间、在历史神话和现实间，投射出哲思的理性光辉，这是屈原独特而富有魅力的表现形式。
这种诗意的表达，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审美视角，也为哲学增添了一份活泼色彩。所以，《天问》在文学史、哲学史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