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1:54来源：光明日报
中国文学，是伴随着声音生成而传播的，并通过美妙的声音感染人心。《诗经》中的部分诗，在纳入礼乐制度之前，以唱诵的形式流传着；音韵和谐，节奏铿锵，后人总结有句中双声、叠韵和句末押韵等多种规律。诗进入礼乐制度中，则成了乐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以洪钟雅音呈现出来。“楚辞”本来就是唱诵的，与楚歌关系密切。屈原的《离骚》与祭祖诵诗有关，《九歌》更是对民间祭词的改造，《九章》是行吟泽畔的悲歌，《天问》是愤懑时的呵问。西汉朱买臣，因为他“行且诵书”、“歌讴道中”（《汉书》）、善歌楚辞，而官至中大夫。汉代人认为，赋就是“不歌而诵”（《汉志》）的文种，声音是第一位的，只不过保存至今的汉大赋主要是由语言文字学家创作的，他们是把赋当字书，当类书（《三国志·国渊传》记国渊语曰：“《二京赋》，博物之书也。”汉代赋家，往往是小学家，如司马相如有《凡将篇》，扬雄有《训纂篇》，班固有《大甲篇》《在昔篇》），才造成了《文心雕龙》所讲的“铺采摛文，体物写志”。
不仅是诗赋这类文学作品是有声的，散文也是有声的。甲骨卜辞，由其组成的序词、命词、占词、验词四部分，本身就含有一种神秘的人神交接的有声仪式。金文更是在钟鼎的洪鸣、颂祷之声，歌舞乐声，祭品热气腾腾的交融中传递给上帝和祖先。而由“史”“祝”等创作的早期典籍，多是为了国家盛典而作。《尚书》六辞典、谟、训、诰、命、誓，都是在国家大典上呈现的有声雄文：《典》中的“粤若稽古”，是史官讲诵的口气，如同佛经中的“如是我闻”；“诰”“训”“誓”“命”名称本身就是讲诵的动词。《左氏春秋》一类的叙事文，大约是瞽史讲诵的底本（徐中舒、赵逵夫说）。读《公羊》《穀梁》，经师讲经的声气如在耳边回响。
汉末以来，学人开始有意识地探讨音理，这种对音理探求的标志就是韵书的产生。现知最早是东汉人服虔“始反音”，即懂得了反切，认识到一个音节单位可以分割为声母和韵母两部分，并用两个字相切而成音。三国时的李登，著有《声类》十卷，其书已佚，但唐人记载其“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封演《闻见录》）。“不立诸部”，就是不用部首（何九盈说），“五声命字”就是用唇、舌、齿、牙、喉五声为汉字分类，按发音部位分类汉字，这是就反切上字来讲的。用“五声命字”的书，此后传者甚少，更多的是按照反切下字，即按韵的分类而成的书。除了综合性的像吕静《韵集》、周严《声韵》、段弘《韵集》等外，专门为某部书编辑的音义类书出现了很多。相传最早的音义著作是东汉末年孙炎所作的《尔雅音义》，三国时又有韦昭所著的《汉书音义》。从此以后，音义类或音类著作蓬勃而出，如徐广《史记音义》、沈重《毛诗音义》等，而文学作品的读音也为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