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
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
读苏轼词和辛弃疾词，必须多观摩他们的雅量高致，有古代圣贤伯夷、柳下惠之风度。姜夔词虽然好像夏蝉在尘埃中蜕壳，然而，与他俩一比，比到最后，就显得局促，好像羁勒在车辕之下的马驹。
大凡为文，要有高致，而且此所谓高致，乃自胸襟见解中流出，不假做作，不尚装饰，亦且无丝毫勉强，有如伯夷，柳下惠风度始得，不然便又是世之才之名士行径，尽是随风飘泊底游魂，依草附木底精灵，其于高致乎何有？充分肯定了苏、辛的胸襟、雅量、高致，无其“善”则不得其“真”，是无法以学致之的。
四六
苏、辛，词中之狂。白石犹不失为狷。若梦窗、梅溪、玉田、草窗、中麓辈，面目不同，同归于乡愿而已。
苏轼和辛弃疾，是词人中的进取者。姜夔，也还可以算作是有所不为者。至于吴文英、史达祖、张炎、周密、陈允平等词人，虽然各有不同的表现手法，但最终只能归于“表面唯唯诺诺，实际上很虚伪，无所作为”之列。
王国维肯定苏、辛词独树一帜的风格，并指出南宋以后的词趋向衰替，是有一定根据的。但他对吴文英等词人的批评，缺少具体分析，况且把不同风格的词人（如张炎与吴文英在风格上就有所差别），放在一起，斥之为“同失之肤浅”“才分有限”，就非常笼统，没有什么说服力。
以“狂”目苏、辛，以“狷”评白石，可称得当，而以“乡愿”称梦窗以下诸人，则言之太过了。
他之所以宁取词中的“狂”“狷”，而深恶“乡愿”，甚至将南宋末期诸家词比之“腐烂制艺”，持论之“苛”如此，理由就在，“狂”“狷”虽失之偏，犹有其自家“美”的理想在，而“乡愿”则俯仰依人，非无可非，刺无可刺。
四七
稼轩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木兰花慢》以送月，曰：“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
辛弃疾在《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木兰花慢以送月》中写道：“可怜今夜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词人依靠自己的想像，竟然直观地悟出了月亮围绕地球转的运行规律，竟然与科学家的研究成果高度一致，可以称之为“神悟”了。
静安除总评稼轩词有性情、有境界、有气象外，又列举三词从三个角度评价其成就：其词章法极妙，属于能品兼神品，更妙在非有意为之，属于自然天成，其用韵开北曲四声通押之先例；尤其神妙的是，他那丰富出奇的想象力，竟然道出令人才知的科学事实：处于与我们地球另一边的地方，另有一个人间，我们月亮下沉之时，他们正是东升之时。辛氏在世时，西半球已有北、南美洲之印第安人与其他土人。辛弃疾伟大的想象力真正达到了“想落天外”之奇境，无怪静安要赞其神悟。辛词的这一成就，也是静安论词眼光敏锐深邃之独到发现，这也颇令人敬佩。
四八
周介存谓“梅溪词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刘融斋谓“周旨荡而史意贪。”此二语令人解颐。
周济说：“史达祖的词中，喜欢用‘偷’字，完全可以用这个字来断定他的人品、人格。”刘熙载说：“周邦彦词作的意旨呈现放荡之风，史达祖词作的意旨显露贪婪之色。”这两句评论，令人忍俊不禁。
用“偷”、“荡”、“贪”这类贬义词来评史达祖或周邦彦词，是认为他们的词作缺乏充盈的人格力量，意旨卑下，品格不高。故尽管他们的词作还有音律精审、造句凝练等技巧方面的优点，亦不能成为君子之词。可见王国维对词人的人格品味、词作的思想内容的要求，是严格的。王国维曾将史达祖归入乡愿一类，此处将周、史并提，周邦彦亦为乡愿，当为合理推论。王国维是一个首重人品的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