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文
文学应该被阅读的方式：挑衅
“我亲爱的父亲阿摩司·奥兹（AmosOz），一位出色的家庭男性，一位作家，一位和平温和的人，今天在与癌症的短暂战斗后平静地离世。他被爱他的人所环绕并且直到生命的尽头都清楚这一点。愿他的美好遗产继续修正世界。”
年12月28日，打开推特，奥兹的女儿范尼娅·奥兹-萨兹伯格（FaniaOz-Salzberger）的一段话赫然映入眼帘。由于这位伟大的以色列作家的离世，年的进入对于很多人显得格外苦涩。
来自世界各地的悼念在新年前后汇聚成两个主题：以色列痛失其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同时，主张巴以“两国解决方案”的最强大的左翼活动家之一也不再能够发声，以色列因此失去了在中东和平问题上最有说服力的对外发言人。
奥兹是不多的用两支笔写作的人，真的是笔，不是计算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桌子上有两支笔。一支黑色，一支蓝色。我用一支来讲故事，另一支告诉政府见鬼去——我从不混淆这两支笔。对我而言，小说从来不是政治工具。当我想发表某个声明时，我写文章。”
话虽如此说，在以色列写小说，恐怕由不得小说家完全换上另外一支笔。奥兹自己就曾数度对小说的重负发出微词。一次他说：“你知道，如果你在世界上某个陷入困境的地方写作，一切都会被附会。如果《白鲸记》今天以巴尔加斯·略萨（MarioVargasLlosa）的名义在南美写成，人们会说它是关于独裁统治的。如果它是由纳丁·戈迪默（NadineGordimer）在南非写的，会被解释为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冲突。在俄罗斯，鲸鱼将是斯大林。在中东，小说将被描述成以色列人追逐巴勒斯坦人，反过来也成立。这就是你在麻烦地点写作所付出的代价。”
在另一次，奥兹抱怨那种坚持要小说家扮演先知的“犹太-斯拉夫传统”（Judeo-Slavictradition）：“这可能是一个可怕的负担，因为与先知不同，我并不能听到来自上面的声音，我认为我没有能力预见未来或成为人民的良心。然而，就像在俄罗斯或波兰一样，以色列对作家怀有巨大的期望。”“没有人期望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Woolf）触及慕尼黑协定，但每个人都认为我的小说是关于巴勒斯坦新起义的寓言。”
其实，奥兹某种程度上是乐于接受这种重负的。以色列是一个政治的国度、历史的国度，也是一个宗教的国度。这三种力量，不仅时常以奇特的方式迫使作家于其上调色，而且也渗透到文学读者生活的方方面面，用奥兹的话说：
镜子无处不在，历史存在于家庭中，政治存在于夫妻间。
在20世纪80年代，奥兹在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旅行，对来自不同社会和政治背景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进行了一系列采访，结集为采访录《在以色列的土地上》（IntheLandofIsrael），于年出版。为此书收集材料时，奥兹自己都震惊于以色列街头的人在多大程度上痴迷于公共事务。他说，整个以色列国家像一个关于政治、意识形态、形而上学和“上帝的真正意图”的激情研讨会，有几百万公民，就有几百万总理，如果不把他们当做几百万自封的先知和弥赛亚的话。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索尔·贝娄（SaulBellow）初次踏上耶路撒冷的土地，立即爱上了以色列生活的“英勇”：长期在刀锋上生活的人们，哪怕距离灾难只有一英寸，也兀自在那里争论不休。他一边讽刺地指出，“如果你想让每个人都爱你，不要在以色列讨论政治”，一边不可遏制地在他的旅行札记（《耶路撒冷去来》，）中大肆讨论政治。像以色列的每一位访客一样，他很快就陷入了“谈话狂风”。他太喜欢了：这让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在和女儿合著的《犹太人与文字》（Jewsandwords，一本年出版的关于语言的可爱之作）中，奥兹宣称，维系犹太人的不是“血脉”，而是“文本线”（Oursisnotabloodline,butatextline）。犹太人向年轻一代传承知识，不是义务，也没有屈从，而是通过对话和辩论。父女俩认为，犹太人的连续性，甚至犹太人的独特性，不取决于某个中心场所、纪念碑、英雄人格或仪式，而是取决于书面文字，以及世代之间的持续辩论。
就连犹太教也是如此。在犹太圣经中，有一种潜在的无政府主义，充满了辩论、争论和挑战。犹太教信徒并不只是谦卑地遵守和服从，因为犹太传统假设，教徒不仅可以彼此争论，还可以与上帝本人争论。犹太教是一种争论、解释、重新解释和反解释的文明。
这导致了犹太教并非一揽子交易，而是一种遗产。奥兹说：“遗产是你可以把玩的东西。你可以决定将哪一部分遗产分配到起居室，哪一部分又分配到阁楼或地下室。这是每个继承人的合法权利。”
奥兹-萨兹伯格将此称为“可爱的选择性”。这也意味着，有些遗产你大可清理出街，比如反女人、反LGBTQ和仇外的部分。换言之，成为现代世界的犹太人，就是要看看起居室里摆什么，以及阁楼又该放什么——假定你必须过一段时间重新安排家具，也不要为此惊讶。你可能意识到某一种实践、一个想法、一段神学文本，一度曾被你托管到阁楼上，但其实应该在你的起居室里占有一席之地。
奥兹本人并不是虔诚信教。他在一个避开宗教的家庭里长大，父亲认为宗教是“旧日的尘埃”，是一种更原始、更不理性的时代的奇怪遗留物。十二岁时母亲的自杀进一步加剧了奥兹的原有倾向。他主张犹太教是一种文明，而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有许多方法可以成为犹太人，其中也包括成为一个非宗教的犹太人。犹太遗产首先指的是书籍、文本和精神创造力，而宗教只是这个宏伟遗产的组成部分之一。
再考虑一下往这个文明中加入政治酵素。以色列拥有独特的起源，它生于一个梦想，一种向往，年的以色列是从多年的反犹骚乱和大屠杀之火中锤炼出来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是如此广泛，其中包括通过在中东创造东欧的犹太小村（shtetl）来复兴旧日的美好时光；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Herzl）所设想的奥地利-匈牙利式的避风港，有红瓦屋顶和谦恭有礼的市民；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天堂，斯大林或可以被邀来参加基布兹（Kibbutz）的盛大之旅，并死于幸福之中；以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为蓝本的北欧民主；一个半宗教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和松散的小社区联盟；最后，成为一个乌托邦公民权利社区，因为遭受过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的人，肯定会为所有人——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建立一个大同世界。
但在奥兹看来，保持梦想或愿景完整而美好的唯一方法是永远不要试图去实现它。一旦梦想实现，它就是有缺陷的，注定令人失望。就像所有梦想家一样，以色列人必须被唤醒，面对黎明的现实。以色列过往的成功和增长，无一不是以邻为壑。而且，一个必须保持自己几乎永久性的战时基础的国家，一定会做出与其自身形象不一致的选择。
奥兹说，以色列是个昼夜两分的国家。“在白天，以色列做出巨大的努力，以创造坚定、强硬、简单、朴素的社会印象，时刻准备反击，以两倍的力量反击，英勇无敌。然而到了夜间，以色列变成一个大难民营，每平方英里的噩梦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多。几乎每个人都看见过魔鬼。”对“夜间以色列人”的痴迷，为奥兹的工作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在这些工作中，没有几块心理之石未被翻转过，不论在其下会发现什么。
从奥兹最早的小说来看，他的作品以一种独特的可识别的风格为标志。故事往往是同心圆式的，专注于心理冲突和心灵剧。那出戏剧，也即自我与影子之间的斗争，通常是故事的核心。在这个内圈周围，奥兹用叙事构建一部家庭剧，这是对心灵剧中紧张局势的一种投射。从这个戏剧性的中心辐射出来的更广阔的圆是社会、景观以及政治。而最外层的圆是一个神圣的圈层，表现出与心灵剧中所见相同的竞争力量。
奥兹作品中的宗教元素通常被伪装，但它是作家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不同精神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反映在社会边界之内，是沉闷、单调和安全存在，反映在边界之外，是活力、诱惑和破坏性体验，它们彼此间存在着永久的张力。所以，在奥兹的作品中，到处可见光明与黑暗、生与死、上帝与撒旦、思想与身体、男人与女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冲突。
“以色列人为愤怒而阅读，不一定是为了享受。”奥兹说，“也许这就是文学应该被阅读的方式：挑衅。”大量梦想和不幸现实的永恒悖论，构成奥兹写作中的主线之一。想要活出一整套理想却眼睁睁看着那些理想失败和褪色，奥兹笔下的以色列人，有疤痕、有折痕，无疑却更具吸引力。
不过也因此，倘若奥兹的作品被误读，大约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在这一点上，奥兹的背景代表了现代世界中犹太人的中心窘境之一：难以融合的宗教、历史和种族主张，使犹太身份成为斗争的场所。他的成名小说《我的米海尔》（MyMichael，），描写一个痛苦的年轻女子为幻想所折磨，她嫁给了一个平庸的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的耶路撒冷努力抚养她的小儿子。而它同时也是苏伊士危机后，一名以色列妇女和两名阿拉伯男子之间关系的故事。
保罗·茨威格（PaulZweig）在《纽约时报书评》中称，当《我的米海尔》在六日战争后不久在以色列出版时，很多以色列读者感到非常不安。在他们的国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想要控制他们的命运的时候，奥兹却在谈论以色列既没有时间消磨、也不会加以注意的内心生活，而这一内心生活竟然与以色列之外的世界还存在某种秘密联系。
虽然一些犹太民族主义评论家认为这本书是以色列与阿拉伯人的关系的近乎煽动性的寓言，但较为抽离的西方评论家却将《我的米海尔》与福楼拜《包法利夫人》进行比较，因为它节制性地描绘了个人在不利社会环境下的私人抗争。
显然，不同的评论家在触摸大象的不同部分。奥兹承认他小说中的家国同构性：“紧张，我写家庭中的紧张，也写历史和政治中的紧张。我认为这里有一个镜像关系。政治紧张在父母子女间的紧张和夫妻间的紧张中折射出来，公共领域的紧张通过私人关系的紧张折射出来。”
抛开那些寓言式解读，不妨让我们就谈谈奥兹笔下的私人关系。奥兹女儿对父亲的感受是，“一位出色的家庭男性”。然而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文版前言中，奥兹劈头就说：“假如你一定要我用一个词形容我书中所有的故事，我会说：家庭。要是你允许我用两个词形容，我会说：不幸的家庭。”要经过怎样的家庭磨折，才能得出如此痛心的体悟？
家庭乃是一个爱与黑暗共存的场所
《我的米海尔》使奥兹成为以色列最重要的年轻作家，多年来被翻译为30多种语言。然而直到年，当他的史诗回忆录《爱与黑暗的故事》（ATaleofLoveAndDarkness）出版时，大家才发现他一直在写自己的父母。
小说开头就吐露女主角汉娜的幽怨心声：“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在年轻时浑身充满着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正在死去。”
而以下来自《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的一段，也关于一位女性的心理解体，这回是奥兹的母亲，范妮娅·克劳斯纳（FaniaKlausner）：
我七八岁时，有一次我们坐在公共汽车最后一排去往诊所或者鞋店，妈妈对我说，书与人一样可以随时间而变化，但有一点不同，当人不再能够从你那里得到好处、快乐、利益或者至少不能从你那里得到好的感觉时，总是会对你置之不理，而书永远也不会抛弃你。自然，你有时会将书弃之不顾，或许几年，或许永远。而它们呢，即使你背信弃义，也从来不会背弃你——它们会在书架上默默地谦卑地将你等候。它们会等上十年。它们不会抱怨，直至一天深夜，当你突然需要一本书，即便时已凌晨三点，即便那是你已经抛弃并从心上抹去了多年的一本书，它也不会令你失望，它会从架子上下来，在你需要它的那一刻陪伴你。它不会伺机报复，不会寻找借口，不会问自己这样做是否值得，你是否配得上，你们是否依旧互相适应，而是召之即来。书永远也不会背叛你。
范妮娅是一位神秘主义者，讲故事的人，靠内省、忧郁的浪漫主义准则生存。她嫁给了勤奋的理性主义图书管理员阿里耶（Arieh），婚姻中的爱情很快就消失了。聪明的、学究气的、规范的父亲和爱好寓言的、蔑视世界的、注重直觉的母亲之间的紧张关系，显示出日常生活中的惊心动魄。用奥兹外公的话来讲，大家都陷于一场没完没了、技艺不精、基本上没有好结果的喜剧里。
有一次，在耶路撒冷，母亲看着笼子里一只半盲的鸟，只有一只纸鸟与之相伴，她忍不住向她的小男孩，也是她唯一的孩子，开口解释一些事情：“孤独酷似沉重的铁锤，打碎了玻璃，但却锻造出钢铁。”后来，她又告诉他：“我认为你会长成某种唠唠叨叨的小狗，像你的父亲，你也会成为一个绝对安静、封闭的人，像村中遭到农民抛弃的一口水井。和我一样。”
奥兹的母亲过着孤独的生活，多数时间把自己囚禁在家里。然后，在年1月的一个晚上，她冒雨走回特拉维夫一个发霉的公寓，服用了过量的镇静剂。她一度为了逃离死亡而从欧洲来到耶路撒冷，现在竟然主动迎接死亡。事后多年，奥兹说：“我不知道她自杀的原因，我不再试图去了解。我怀疑，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一个人杀死自己时，仅存在一个原因。会有一个借口，有一个直接的动机，但不会仅仅只有一个原因。”那时，虽然只是十二岁半的孩子，他知道他的父亲有外遇；他知道他的母亲在耶路撒冷感到寂寞而迷茫。
直到《爱与黑暗的故事》出版为止，奥兹从来没有写过关于他不幸的母亲的经历，他和父亲也避免讨论这一问题：“从母亲去世那天起到父亲去世，二十年间，我们一次也没有说起过她。只字未提。仿佛她从来没有生活过，仿佛她的人生只是经审查从苏联百科全书里撕去的一页。”终于，他用这本不可磨灭的回忆录弥补自己过往的记忆擦除，一开始在伤口周围悄悄试探，继而缓慢地向内侧移动，直到作为一个愤怒的儿子，再也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站立。
“我对她非常生气。”他如此描述母亲刚去世时的场景，“我对父亲非常生气，我对自己也非常生气。我们两个人都是灾难的源起。”父亲是怎样的白痴，才会失去一个如此美丽、善良、温柔的妻子？自己是怎样一个不乖的小孩，才会让母亲义无反顾地一去不回？奥兹没有参加母亲的葬礼。这种愤怒持续了数十年。“只有当我达到成为我父母的父母的年龄时，我才能够用慈悲、幽默和好奇的方式来看待他们。”
他写道：“我妈妈去世时三十八岁。按我现在的年龄，可以做她的父亲。”突然之间，奥兹发现可以把父母想象成自己的孩子，而且是非常鲁莽和不负责任的孩子。“我看着他们的婚姻，我看到他们还没有为婚姻做好准备；他们太年轻，一无所知。所以我写的不是愤怒或报复。我写的是同情和渴望，距离和讽刺。我真的很想把自己放进他们的鞋子里，如果不是在他们的皮肤下。”要到这时，他才敢向父母发出“请来喝杯咖啡”的邀约：“请坐下，亲爱的死者，跟我说说以前你们从未向我说起的东西，我也会讲述以前不敢向你们讲述的东西。”
他挑开了爱背后的黑暗，甚至都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奥兹自问：“聪慧、慷慨、儒雅、相互体谅的两个好人——我父母——怎么一同酿造了一场悲剧？怎么竟是如此怪诞的方程式，也许好和好相加等于坏？”此种天问，这些多年以后才能讲述的东西，凸显了一个坚硬的内核：家庭乃是一个爱与黑暗共存的场所。
家庭或许是世界上最神秘的组织，也是最不可能的和矛盾的产物。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听到关于家庭死亡的预言。然而，我们却看着它如何在宗教、意识形态、政权和历史变迁中幸存下来。父亲、母亲、兄弟和姐妹，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爱与仇恨的永久轮换，嫉妒与团结，幸福与苦难，兜兜转转。家庭有一种奇怪的、迷人的生命力。
在一个家庭中，每个人都与其他人发生冲突，而每个人可能都是对的。儿子是正确的，因为父亲是缺乏宽恕的暴君；父亲是正确的，因为儿子既懒惰，也不懂得尊重；母亲是正确的，因为她们被困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而儿子和父亲像“一丘之貉”，彼此活该；女儿是正确的，因为家庭气氛让人窒息，唯一的办法是逃离。可要命的是——所有这些人却又那么彼此相爱。
托尔斯泰的名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也许托翁错了。不幸的家庭遵循着大致相同的轨迹，唯有幸福的家庭才是独一无二的。
奥兹成长于一个不幸的家庭。整个故事中，你都能听到一个孩子的声音，50年后，仍然在为他死去的母亲呼喊。你也能看到，虽然这个孩子说自己“决定成为他父亲不是的一切”，14岁逃离父亲的家，甚至不惜修改父姓以增添自身的勇气和力量，但他最后还是践行了父亲的梦想，成了一名讲故事的作家，和一个“新犹太人”。这个独自长大的孩子，反思了童年的痛苦如何扭曲成年人的快乐和道德选择；揭示了一个家庭屋檐之下的三个人，如何相隔“一千暗年”，比同一号子间里的三个囚犯还要隔膜；描述了沟通无能和爱无力如何影响了家人，在几乎无法消除的沮丧气氛中行动，遍体鳞伤，茫然四顾，不知所终。
然而，此书的基调并非诉苦与抱怨。奥兹深刻认识到家庭乃是充满悖论之所在，也因此，他的童年是悲剧性的，但一点也不悲惨；他自己书写的是不幸家庭的喜剧，而不是悲剧。
爱在家庭中的作用，可能远没有怜悯和慷慨来得更大
如何与家庭悖论相处呢？
通常情况下，家庭成员间对立双方（父母和孩子，男人和女人）先是发生冲突，然后朝着和解对立的方向发展，直到在敌对中发现互补，发现彼此的互为存在。所以，这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可以是辩证的。
然而，另一方面，想要永久消除家庭悖论也是不可能的。爱在明处的时候，黑暗一向潜伏不远。两者各有各的功能，如同英谚所说：我们热爱光明，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道路；我们也喜欢黑暗，因为它向我们放出了星星。
无论共同生活多久，不要奢望了解家人，因为你可能连自己都不甚了解。生者的地狱并非以后之事，而是此地存有，可以在每扇门后、每条双人毛毯下都发现地狱和天堂，而两者的转换，往往只在一念间。尽管多年以来，爱被反复讴歌，然而，爱在家庭中的作用，可能远没有怜悯和慷慨来得更大。生活就像新手在钢琴上不断重复练习的乐音，一遍遍地上升，又一遍遍地失误；或许总是在同一个地方失误，而练习者只能每次都坚持再来一遍，因为舍此，别无他途。
读这本书，我发现，要击败家庭当中黑暗的力量，存在几个重要的法则。
第一是妥协。妥协常常被视为弱点和可怜的投降。然而，奥兹说，“在家庭、邻居和国家的生活中，选择妥协实际上是选择生活”。妥协意味着退让一步，也建立在对复杂的情形不能要求简单的答案的认知前提之上。
第二是注意力与倾听。跪倒在地说“我爱你，我一直都爱你”是廉价的，每天都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