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的中国,“学术史”颇有些异军突起的感觉。不过,这恐怕是一个不那么“与国际接轨”的现象。我们最希望“接轨”的“国际”,正类我们曾特别想要“进入”的“世界”,其实是以所谓“西方”为主导的。在那个“国际”或“世界”里,不论是在史学偏重政治的时代,还是“文化转向”后的今天,学术史从来都不那么受重视。四百年前,培根就感觉到西方缺乏能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storyoflearning)。到20世纪初鲁滨孙(J.H.Robinson)写《新史学》时,他发现培根所期盼的学术思想史仍未出现。在此后的近百年中,学术史在西方始终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
亲近思想的学术史
在培根倡言几十年后,中国的黄宗羲写出了《明儒学案》。梁启超以为,“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这个见解常被引用,其实是个创新的说法。从《庄子》的《天下》篇到《荀子》的《非十二子》,中国人很早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