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
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
读苏轼词和辛弃疾词,必须多观摩他们的雅量高致,有古代圣贤伯夷、柳下惠之风度。姜夔词虽然好像夏蝉在尘埃中蜕壳,然而,与他俩一比,比到最后,就显得局促,好像羁勒在车辕之下的马驹。
大凡为文,要有高致,而且此所谓高致,乃自胸襟见解中流出,不假做作,不尚装饰,亦且无丝毫勉强,有如伯夷,柳下惠风度始得,不然便又是世之才之名士行径,尽是随风飘泊底游魂,依草附木底精灵,其于高致乎何有?充分肯定了苏、辛的胸襟、雅量、高致,无其“善”则不得其“真”,是无法以学致之的。
四六
苏、辛,词中之狂。白石犹不失为狷。若梦窗、梅溪、玉田、草窗、中麓辈,面目不同,同归于乡愿而已。
苏轼和辛弃疾,是词人中的进取者。姜夔,也还可以算作是有所不为者。至于吴文英、史达祖、张炎、周密、陈允平等词人,虽然各有不同的表现手法,但最终只能归于“表面唯唯诺诺,实际上很虚伪,无所作为”之列。
王国维肯定苏、辛词独树一帜的风格,并指出南宋以后的词趋向衰替,是有一定根据的。但他对吴文英等词人的批评,缺少具体分析,况且把不同风格的词人(如张炎与吴文英在风格上就有所差别),放在一起,斥之为“同失之肤浅”“才分有限”,就非常笼统,没有什么说服力。
以“狂”目苏、辛,以“狷”评白石,可称得当,而以“乡愿”称梦窗以下诸人,则言之太过了。
他之所以宁取词中的“狂”“狷”,而深恶“乡愿”,甚至将南宋末期诸家词比之“腐烂制艺”,持论之“苛”如此,理由就在,“狂”“狷”虽失之偏,犹有其自家“美”的理想在,而“乡愿”则俯仰依人,非无可非,刺无可刺。
四七
稼轩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木兰花慢》以送月,曰:“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
辛弃疾在《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木兰花慢以送月》中写道:“可怜今夜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词人依靠自己的想像,竟然直观地悟出了月亮围绕地球转的运行规律,竟然与科学家的研究成果高度一致,可以称之为“神悟”了。
静安除总评稼轩词有性情、有境界、有气象外,又列举三词从三个角度评价其成就:其词章法极妙,属于能品兼神品,更妙在非有意为之,属于自然天成,其用韵开北曲四声通押之先例;尤其神妙的是,他那丰富出奇的想象力,竟然道出令人才知的科学事实:处于与我们地球另一边的地方,另有一个人间,我们月亮下沉之时,他们正是东升之时。辛氏在世时,西半球已有北、南美洲之印第安人与其他土人。辛弃疾伟大的想象力真正达到了“想落天外”之奇境,无怪静安要赞其神悟。辛词的这一成就,也是静安论词眼光敏锐深邃之独到发现,这也颇令人敬佩。
四八
周介存谓“梅溪词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刘融斋谓“周旨荡而史意贪。”此二语令人解颐。
周济说:“史达祖的词中,喜欢用‘偷’字,完全可以用这个字来断定他的人品、人格。”刘熙载说:“周邦彦词作的意旨呈现放荡之风,史达祖词作的意旨显露贪婪之色。”这两句评论,令人忍俊不禁。
用“偷”、“荡”、“贪”这类贬义词来评史达祖或周邦彦词,是认为他们的词作缺乏充盈的人格力量,意旨卑下,品格不高。故尽管他们的词作还有音律精审、造句凝练等技巧方面的优点,亦不能成为君子之词。可见王国维对词人的人格品味、词作的思想内容的要求,是严格的。王国维曾将史达祖归入乡愿一类,此处将周、史并提,周邦彦亦为乡愿,当为合理推论。王国维是一个首重人品的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