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所欢呼的任何一样成就，都能在历史中找到踪影。
时光倒回到年。这一年，从总设计师发表“南巡讲话”，到我国加入《核不扩散条约》，再到中共十四大的开幕，可以说，我国发生了很多大事件。
对于科技工作者，特别是航天工作者而言，这一年也同样值得铭记——因为这一年是“国际空间年”，在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35年后，人类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庆祝这一物种在航天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作为和平、合作、负责任的大国，我国积极响应这份号召，成立了以宋健国务委员为名誉主任的中国筹备委员会。聂荣臻元帅和宋健国务委员还应《航天》杂志（现《中国航天》杂志）之邀为国际空间年题了词。那一年，我们召开了空间活动经济效益国际研讨会，组织了国际青少年航天夏令营，开展了国际空间年航天知识电视大赛，举行了国际航天邮票展览，还举办了全国中学生卫星搭载科学实验活动。
然而受技术条件限制，我国在当时并没有探月、探火的计划，“天问一号”发射使用的“长征五号”还躺在规划当中，就连现在我们常说的“金牌火箭”长三甲系列，都还要等到年才能够首飞。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目光投向深邃的太空。因为即便是在连国产导弹都没有的年，我们就已经在讨论如何将宇宙火箭发射向火星。90年代的航天人们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续写着他们对于太空的期盼。
空间技术研究院下属单位的一个研究小组，在该院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支持下，完成了一项月球探测器的初步的可行性研究：他们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绕月探测器方案，像实践4号卫星那样，搭载在新研制的长征3号甲运载火箭上发射。
对于火星任务而言，我国的科研人员提出开展国际合作，最好由联合国外层空间委员会作为最高层的组织机构，统一计划、安排世界各国的火星探测活动，并向世界提出倡议：探测和开发火星是全人类共同的、长远的事业，应该为世界各国谋利和造福，而不论国家的大小与发展程度。各国的公众和科学团体都应有权获得关于火星探测活动的信息和资料。
时间来到了年。这一年，“非典”的疫情让全国人民都绷紧了弦，而同样也是这一年，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正在制定火星探测规划。根据规划设想，预计到年，我国有望发射自己的火星探测器，实现环绕火星探测。一年后的年，“嫦娥工程”启动，中国人千年奔月梦的大门被叩响。
年10月24日，随着“长三甲”火箭的轰鸣，以“东方红3号”卫星平台为主体的月球探测器“嫦娥一号”飞向了月球。15年前的设想在此刻变成了现实，我们终于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这颗魂牵梦萦数千年的卫星。
年的国庆节，“嫦娥二号”追随着“嫦娥一号”的脚步，踏上了前往月球的道路。作为承上启下的纽带，它为我国三个深空探测任务提供技术支撑：它为“嫦娥三号”的预定落点提供米级分辨率地图；它还停留在地月L2点，为“嫦娥四号”的中继星“鹊桥”探路；在服役2年后，它飞离了地月系，前往绕日轨道，直到距离地面一亿公里的深空，它依然下行着飞行数据，作为我国深空探测的“排头兵”，它将直接为我国的火星探测任务提供技术支撑。
60年前的设想在今天变成了现实，30年前的种子在今天长成了大树，十几年来的厚积终于在今天薄发。
“天问一号”目前正在逐渐驶离地球，而据我国嫦娥工程卫星系统总指挥叶培建院士的介绍，“嫦娥二号”将在今年回到地球附近。这是一位老兵对于新兵的祝福，也是过去数十年以来传承的真实写照。
过去，我们在草稿纸上演算火星之路；
今天，我们在大屏幕上见证火星之行；
或许未来，今天的航天工作者们将带领我们征服火星，让人类成为一个真正的跨行星物种。